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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蔡元培因何同宋慶齡分道揚鑣?

          2016-02-29 08:16:00 來源:光明網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是1932年12月成立的。要談論關于這一同盟的事情,就得先談談它成立之前發生的兩件事。第一件事是1930年2月胡適出版了《人權論集》;第二件事是1931年6月共產國際在中國的秘密工作人員牛蘭被捕和隨后宋慶齡等人營救他的活動。

          《人權論集》,上海新月書店出版,輯印胡適、梁實秋、羅隆基三人發表在《新月》月刊上的關于擁護人權的幾篇文章。由胡適編輯成書,他并寫了一篇序言。全書的“主題詞”是:“快快制定約法以保障人權!”

          這在當時是一本頗有影響的書。書中指名道姓地批評了國民黨的創始人和“先知”孫中山。針對孫中山在《建國大綱》中提出,在實行憲政之前,先要有一個“訓政時期”,是因為他認為“中國人民知識程度之不足”,所以不能實行民主憲政。對此,胡適反駁說:“人民參政并不須多大的專門知識,他們需要的是參政的經驗。……所患的只是怕民眾不肯出來參政,故民治國家的大問題總是怎樣引導民眾出來參政。只要他們肯出來參政,一回生,二回便熟了;一回上當,二回便學乖了。故民治制度本身便是最好的政治訓練。”(見《我們什么時候才可有憲法》)

          胡適對當時中國的人權狀況很不滿意。他在《人權與約法》這篇里,舉了兩個侵犯人權的事例。一個是他的朋友、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因為言語上頂撞了蔣主席,遂被拘禁了若干天”。另一個是唐山駐軍一百五十二旅將一商人嚴刑拷打致殘引起罷市才得釋放。針對這些無法無天的行為,他說:“在今日如果真要保障人權,如果真要確立法治基礎,第一件應該制定一個中華民國的憲法。至少,至少,也應該制定所謂訓政時期的約法。”

          國民黨宣稱,“訓政時期”,即由他們來“訓練國民使用政權”的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領導國民行使政權”。這也就是“以黨治國”的原則。因此,胡適在《<人權與約法>的討論》一文中說:“不但政府的權限要受約法的制裁,黨的權限也要受約法的制裁。如果黨不受約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國之中仍有特殊階級超出法律的制裁之外,那還成‘法治’嗎?”

          國民黨不是說,人民需要政治訓練,需要有一個訓政時期嗎?胡適在《我們什么時候才可有憲法?》一文中回答說:“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訓練,政府也需要訓練。人民需要‘入塾讀書’,然而蔣介石先生,馮玉祥先生,以至于許多長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夢見共和政體是甚么樣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讀書’罷?人民需要的訓練是憲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與黨部諸公需要的訓練是憲法之下的法治生活。”

          胡適為《人權論集》寫了一篇序。序言表示:“我們所要建立的是批評國民黨的自由和批評孫中山的自由。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

          這篇序言用周櫟園《書影》里鸚鵡救山火的典故作結:“昔有鸚武飛集陀山。山中大火,鸚武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爾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

          這個典故很好地說明了這書作者的心情。面對著國民黨政權這個強大的存在,眼看著他們肆意踐踏人權,無法無天,一個知識分子想要改變這局面,想使中國成為一個法治的民主的國家,深深感到自己的無力。自己能夠做的,不過是寫一點這樣的文章,出一點這樣的書罷了。至于這能不能使現狀有一點改變,也不敢存多大的希望。只如鸚鵡救山火一樣,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點未必能救火,我們不過盡我們一點微弱的力量,減少良心上的一點譴責而已。”

          在這些文章結集成書之前,還在《新月》月刊上陸續發表的時候,就受到國民黨的壓制了。胡適1930年2月15日的日記里記下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一道密令的內容:“查最近在上海出版之《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載有胡適作之《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及羅隆基作之《告壓迫言論自由者》二文,詆本黨,肆行反動,應由該部密查當地各書店有無該書出售,若有發現,即行設法沒收焚毀。”

          1931年6月15日,共產國際潛伏在中國的秘密工作人員牛蘭和他的妻子在上海四川路235號住處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

          牛蘭(1894—1963),本名雅科夫・馬特維耶維奇・然德尼科,牛蘭是他在中國所用的許多化名之一。出生于烏克蘭,蘇聯契卡(克格勃的前身)工作人員。共產國際東方部在上海設立遠東局,他就在遠東局聯絡部工作,負責管理秘密電臺、交通及經費等事項。另一個身份是紅色工會國際分支機構泛太平洋產業同盟秘書處秘書。因共產國際信使約瑟夫在新加坡被捕后供出了他,他也就在上海被捕了。8月10日由中國方面引渡,14日押解南京,以“危害民國”罪受審。

          牛蘭被捕,蘇聯立刻進行營救活動。一個通常的例行的程序,是發動各國有影響的知名人物向中國發出抗議和營救的電報,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另一方面,也計劃采取更直接的營救措施。據伊斯雷爾・愛潑斯坦著《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一書中透露:“營救牛蘭夫婦既有公開的、也有地下的活動——外國方面由理查德・左爾格(有時用“約翰遜”這個名字)領導,中國方面是潘漢年。”

          宋慶齡是為母親奔喪,于1931年7月末離開德國,8月13日到達上海的。據前引愛潑斯坦的書中透露,“當她還在柏林或返國途經莫斯科時,就已有人告訴她關于牛蘭夫婦的危難并請她援助。”她不負所托,回國之后立刻把這事擔當了起來。

          左爾格潘漢年營救活動的材料,我見到的有東德作家尤利烏斯・馬德爾著的《左爾格的一生》一書。其中有一小節的標題是“營救兩位同志的斗爭”,寫的就是左爾格受命營救牛蘭夫婦這件事。

          書中說,“左爾格小組成功地與被關在死牢里的魯格夫婦取得了聯系,并隨時用電臺向莫斯科中央總部報告營救工作的進展情況。”具體的營救方案,書中說:“左爾格了解敵人官僚體制的弱點,要求組織給他送來兩萬美元,用以賄賂南京腐敗的軍官和法官。”接著,書中詳細敘述了“組織上派兩位德國同志擔當秘密交通員”,各攜兩萬美元分途前往上海送交左爾格的經過。這兩位秘密交通員中的一個是奧托・布勞恩,就是后來在江西指揮紅軍作戰的大人物李德。他在《中國紀事》一書中沒有說到自己擔任送款專使這事,但是談到了用行賄的辦法營救牛蘭的事。他說:“1930年,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人員諾倫斯・魯格被捕,他辦公室里的許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當時對腐化的中國法官進行了賄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處決。”

          宋慶齡營救牛蘭最重要的一次行動,任何人也無法代替她的行動,是她親自出面同蔣介石本人談判:中國釋放牛蘭夫婦,蘇聯遣送蔣經國回國。當年前往蘇聯留學的蔣經國,這時已經是蘇聯手中的人質了。顯然,只有蘇聯最高層(或者說,就是斯大林本人)才能作出這種交換高級人質的決定,才能出動宋慶齡這樣高級的談判代表。這也可以看出蘇聯方面是如何看重牛蘭這一要員了。中國方面也同樣看重牛蘭這一要犯。楊天石書中有蔣介石1931年12月16日日記:“蘇俄共產黨東方部長,其罪狀已甚彰明。孫夫人欲強余釋放而以經國遣歸相誘。余寧使經國投荒,或任蘇俄殘殺,而決不愿以害國之罪犯以換親兒。絕種亡國,天也,余何敢妄希幸免!但求法不由我毀,國不為我所賣,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無忝此生則幾矣。區區嗣胤,不足攖吾懷也。”

          在這本書里,作者楊天石講了他對這事的看法:“以蔣經國交換牛蘭夫婦,這一主意顯然來自莫斯科。牛蘭夫婦被捕后,莫斯科不僅動員了許多國際知名人士出面營救,而且愿意以蔣經國交換,這一事實說明牛蘭夫婦在共產國際中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同時,這一條件通過宋慶齡提出,也顯示出宋和莫斯科方面的密切關系。有材料說,宋慶齡是共產國際發展的秘密黨員,這是可能的。”

          所有這些都沒有達到營救牛蘭的目的。宋慶齡又采取了一項新的行動。據前引愛潑斯坦的書中說,1932年7月12日,她組成了‘牛蘭夫婦救援委員會’。”這事在楊天石的書中是這樣說的:“1932年7月1日,南京國民政府以‘危害民國’罪審訊牛蘭。7月2日,牛蘭以絕食相抗。11日,宋慶齡偕同牛蘭夫婦的辯護律師陳瑛意到江寧地方法院看守所探視牛蘭夫婦,勸他們進食。同日,與蔡元培、楊杏佛、斯諾等組織牛蘭夫婦上海營救委員會,宋慶齡任主席。”

          據我看來,五個月之后成立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實際上就是由這“牛蘭夫婦上海營救委員會”擴大改建的。除了原來營救委員會的成員大都成了同盟的盟員之外,還盡量吸收了一批重量級的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入盟,更加重了這一組織的分量。除了仍舊把營救牛蘭夫婦作為實際上的首要任務之外,還加上了營救其他政治犯的任務,加上維護一般人權的口號,以爭取更多的同盟者。在前引愛潑斯坦的書中列舉了參加“牛蘭夫婦救援委員會”的部分成員名單,其中包括魯迅和胡適?墒侨藗兌贾,這兩人都沒有參加牛蘭救援委員會,他們只參加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愛潑斯坦是把這兩個團體混為一談了,可見在他的心目中,這是一回事。在民權保障同盟成立之后,營救牛蘭的活動即以同盟的名義進行,不再以營救委員會的名義進行了。

          1932年12月18日上!渡陥蟆房隽怂螒c齡、蔡元培、楊銓(杏佛)、黎照寰、林語堂等人以籌備委員會名義發表的《發起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宣言》。不久,魯迅和胡適都加入了同盟。魯迅被推選為上海分會九個執行委員之一,胡適被推選為北平分會執行委員和主席。

          魯迅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可以說是很自然的事情。在這以前,他已經參加過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參加過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這都是共產黨發動和領導的團體。他的參加,主要的意義是表明政治態度,也就是馮雪峰所分析的,“在革命與反革命的階級斗爭最劇烈的時候,魯迅先生就不僅把思想態度,而且把他站在共產黨方面的鮮明的政治態度,也宣告于世了。”

          至于胡適,正如人們所知道的,他并沒有魯迅這樣的政治態度。他之所以自愿加入這個實際上是共產黨發動和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甚至同意擔任北平分會主席,僅僅是因為這個“同盟”的名稱“民權保障”,對他具有太大的吸引力。人權問題,正是他這幾年間深入思考和論述的一個題目。

          1933年1月30日下午4時,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在南河沿歐美同學會舉行成立大會,選舉胡適、成舍我、陳博生、徐旭生、許德珩、任叔永、蔣夢麟、李濟之、馬幼漁等九人為執行委員。當時華北最高軍政當局是張學良,他擔任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政治態度比國民黨要開明一點。還可以注意一個細節,軍分會秘書王卓然,是張學良的親信幕僚,他是北京師范大學的畢業生,后來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碩士學位,是一位有愛國心和正義感的高級知識分子,對于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采取了合作的態度。

          北平分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調查政治犯的情況。1月30日晚7時,分會決定次日視察監獄。當夜11時,楊杏佛前往會見張學良,得到了張的同意。他派了王卓然和軍法處以及憲兵司令部的兩個官員,于31日上午10時至下午2時,陪同楊杏佛、胡適、成舍我三人前去視察關押政治犯的北平陸軍反省院和另外兩處監獄。對于監獄當局來說,這是一次出其不意的視察。政治犯們都向視察者訴說帶腳鐐的痛苦和伙食太壞,還有人訴說雖準許看書,卻不準看報。胡適他們直接了解到監獄里的情況,即據以向有關方面提出了一些要求。王卓然給胡適的一封復信中說:“先生篤念時艱,抒發偉議,審微見遠,良殷心傾。所提各節,然即向漢公商辦,冀能一一實現,不負先生苦心。”看來王卓然是把胡適提出的各項要求都報告了張學良,促使它一一實現。至少,可以提到這樣一件事:關押在反省院的政治犯劉質文,是1931年1月入黨的共產黨員,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北平分會理事,蘇聯塔斯社北平分社記者、翻譯。1931年7月被捕,關入反省院。這一天胡適他們來視察,他是用英語同胡適交談。就在這次視察之后三個多月,劉質文被王卓然無條件保釋出獄。劉質文就是后來著名的新聞工作者劉尊棋。

          看來,胡適對這一次取得了一些成果的活動是滿意的,他愿意為改善監獄的情況,改善政治犯的處境再盡一些努力?墒,就在這時候,出現了一件他沒有預料到的事情。2月4日,胡適收到史沫特萊的英文快信,并附有宋慶齡簽名的英文信一頁,以及英文的《北平軍分會反省院政治犯控訴書》一份?卦V書詳述反省院中種種殘酷的私刑拷打。史、宋的兩封信都囑北平分會立即向當局提出嚴重抗議,廢除反省院中種種私刑。宋慶齡函中并要求“立即無條件地釋放一切政治犯”。胡適感到,這信中所述顯然同他調查到的情況不符。但他還沒有來得及做出任何反應,第二天,他就在英文《燕京報》上看到了宋慶齡信和這一份控訴書。王卓然看了報紙也惱了,打電話給胡適,質問此文的來源,他也真不知如何回答。于是他就在4日、5日連寫了兩封信給蔡元培、林語堂二人,信中指出:“上?偵缢茟{查此種文件的來源,并應考據此種文件的可信程度。若隨便信任匿名文件,不經執行委員會慎重考慮決定,遽由一二人私意發表,是總社自毀其信用,并使我們親到監獄調查者,蒙攜出或捏造此種文件的嫌疑,以后調查監獄不易下手了。”信末表示:“如有應由總社更正或救正之處,望勿憚煩,自行糾正,以維總社的信用。”

          林語堂致胡適的復信說:

          “接信后蔡、楊及弟皆認為事情極其嚴重,須徹查來源,弟個人且主張負責糾正。大約明日開緊急會議,恐會議上即將發生重要波折。(你來函態度之堅決,使我們更容易說話。)”

          從這信可以看出,林語堂其實是贊同胡適的意見的,甚至贊許他信中表示的堅決態度。只是他身處上海,同會中人士交往多些,了解多些,對其中內情頗有一點難言之隱。

          楊杏佛是參加調查的三個人之一,關于反省院中政治犯的情況,他知道的同胡適一樣多,當然知道那篇控訴書出于捏造。所以他在從北平返回上海的火車上看到《大陸報》所載的這個文件“亦甚詫異”。他雖然不像林語堂那樣態度鮮明地“主張負責糾正”,但也承認了這事做得不夠審慎,今后要引以為戒罷。

          除了向上?偵缫髲夭橹,胡適作為北平分會的主席,作為曾經前往反省院調查的一人,不能不對公開發出來的所謂政治犯控訴書表明態度。他給刊登了這控訴書的英文《燕京報》編輯部寫信認為,“那封呼吁書十分可能是一封偽造的匿名信”。在指出這一點之后,胡適作了這樣的聲明:“我寫這封信,并沒有意思認為此地監獄的情況是滿意的。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將盡一切努力來改善那些情況。然而我不愿依據假話來進行改善。我憎恨殘暴,但我也憎恨虛妄。”

          這時,胡適同民權保障同盟一些人的分歧已經很明顯了,他覺得有必要把自己的觀點明白表示出來,就在2月7日寫了一篇《民權的保障》,刊登在《獨立評論》周刊上,文章說:“中國的民權保障運動必須要建筑在法律的基礎之上,一面要監督政府尊重法律,一面要訓練我們自己運用法律來保障我們自己和別人的法定權利。……前日報載同盟的總會宣言有要求“立即無條件的釋放一切政治犯”的話,這正是一個好例子。這不是保障民權,這是對一個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權。一個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動。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權,豈不是與虎謀皮?謀虎皮的人,應該準備被虎咬,這是作政治運動的人自身應負的責任。”

          為了公平起見,我們應該看到,胡適只是說了:“一個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動。”他是說:這個政府必定會這樣做,他并沒有說:這個政府有權這樣做,并沒有對這個必將出現的事實表示贊許和支持。

          成問題的是2月21日英文《字林西報》發表了該報記者訪問胡適的報道,內容大體是胡適致《燕京報》的信和這篇《民權的保障》的要點,但有一處明顯的出入,就是記者用了“有權”一語。

          《字林西報》的這一報道在民權保障同盟立刻引起了強烈的反應。民權保障同盟發電報給胡適:“本日滬《字林西報》載先生談話,反對本會主張釋放政治犯,并提議四原則,與本會宣言目的第一項完全違背,是否尊意?請即電復。”胡適沒有答復。3月4日上!渡陥蟆穲蟮溃“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昨日開會,決議:開除該會會員胡適之。”

          開除胡適,是3月3日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決定的。會上討論的情況,在周建人3月29日致周作人的信中有一點反映:“胡博士事,據言在《字林西報》發表之談話,有替軍閥辯護之嫌,許多人不滿,當初蔡公,林語堂等力為辯護,但有些執行委員堅持,終于開除民權會了。蓋執行委員中有幾位美人比較的略激烈也,F在滬報上攻擊博士之文章甚多,自有人說他主張和李頓爵士等意見相似以后,不滿者甚多。”(見《魯迅研究資料》第十二輯)

          從這次會議上可以看出,民權保障同盟內部的分歧已經相當明朗了。蔡元培、林語堂一直到最后都還在為胡適辯護。

          胡適3月4日的日記貼了《滬民權保障同盟開除胡適會籍》的剪報,接著寫道:“此事很可笑。此種人自有作用,我們當初加入,本是自取其辱。孑民先生夾在里面胡混,更好笑。”接著,這篇日記記下日本軍隊侵入承德的消息,之后又寫道:“下午在我家中開民權保障同盟會北平分會執委會。此會是三月一日召集的。我自然不愿再和上海那班人辯爭,陳博生、成舍我、任叔永諸君要寫信去質問總會,我也無法阻止他們!”

          這里說的“質問總會”的信,于3月13日發出,由馬裕藻、蔣夢麟、任鴻雋、陳博生、成舍我五人共同署名,臨時全國執行委員會專門為此開了一天會,“詳加討論”之后,于3月23日作了答復。

          這一來一往的兩封信好像只是在討論法理和邏輯,都沒有寫明胡適其人,事實上都講到了胡適的。這五個人提出質問:“會員在會外,是否尚能以個人名義發表意見?會員個人之言論自由,是否應因入會保障他人民權,而先自犧牲?”顯然就是講胡適的。復信針鋒相對作了回答:“如個人意見與本同盟主張根本不能相容,盡可于請求出會之后再公開發表個人主張。”

          3月4日,胡適在看到開除他的報道的當天,就給蔡元培寫了封信,表明自己對這事的態度。這信《胡適全集》失收,我們只能從蔡的復信中看出其大意。蔡元培的復信說:“奉四日惠函,知先生對民權保障同盟,‘不愿多唱戲給世人笑’,且亦‘不愿把此種小事放在心上’,君子見其遠者大者,甚佩,甚感。弟與語堂亦已覺悟此團體之不足有為;但驟告脫離,亦成笑柄;當逐漸擺脫耳。承關愛,感何可言!”從這里,不但可以看到胡適的態度,還可以看出蔡元培(以及林語堂)的態度,看出他們對同盟的真實看法。這時,他們已經在想脫身之計了。

          1933年6月11日,胡適從北平啟程,經由南京、上海出國,赴加拿大出席太平洋國際學會第五屆常會。6月16日他在上海的日記中說:“在南京時,聽孟真說起蔡先生已退出民權同盟。”

          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知道:6月13日、14日這兩天他在南京停留,見到了傅斯年,當是這時聽傅說的罷。蔡的退出,必定在這一天以前。

          這回胡適見到了楊杏佛,這可是他們最后的相見了。6月18日楊杏佛遭到了暗殺。

          楊杏佛遇難之后,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也就不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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