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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佟麟閣之子:文革時家庭出身填“軍閥”

          2016-03-02 07:59:00 來源:人民網

          對佟兵來說,自己的一生注定與他人不同——盡管父親佟麟閣在他12歲時就已犧牲,但父親對他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尤其是在佟兵60歲之前,父親的身份甚至主宰了他人生的悲歡離合。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90歲的佟兵又因為父親而忙碌了起來,活動、采訪一個接著一個。這讓他欣慰,也讓他難過,因為“每回憶一次,都是痛苦”。

          曾經其樂融融的一家

          我生于1925年,父親其實叫佟凌閣,后來報紙上誤寫成佟麟閣,傳開之后就一直沿用下來了。父親本來在縣衙做筆吏,20歲時因仰慕馮玉祥先生而投筆從戎,一直深受器重。1930年中原大戰討蔣失敗,他隨馮先生一起卸甲歸田。

          “九一八事變”后,當時的29軍軍長宋哲元先生邀請父親出山,代理察哈爾省主席兼張家口警備司令。在張家口時,父親有一次帶我們在山上騎馬,遙望著東北慨嘆說:“現在如果多幾個岳飛這樣的人,小日本哪敢這樣猖狂?”

          1933年5月,馮玉祥先生在張家口組織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父親第一時間響應,成為抗日同盟軍第一軍軍長,吉鴻昌是第二軍軍長。兩人合作收復了6個縣,當時全國人民都非常振奮。但那個時候蔣介石、何應欽和抗日同盟軍觀點不一致,我父親對蔣介石有點意見。有一次蔣介石和宋美齡去張家口,見了我父親,送給他一張放大的照片。父親在照片后面寫:“金鑾殿上坐個猴,望之不似人君。”后來蔣介石派了幾個軍把抗日同盟軍圍起來,要求必須解散,不解散就消滅。馮先生沒有辦法,就解散了抗日同盟軍。父親覺得報國無門,一氣之下就辭職了,回北平香山居住。

          1935年華北事變(指東北淪陷后,日本侵略軍蠶食侵犯華北地區,策動華北各省脫離南京中央政府,實行“自治”的一系列事件)后,在北平成立了有一定“自治”之實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宋(哲元)先生想培養一些年輕軍官,鞏固29軍的實力,打算組織一個軍事訓練團,于是派張自忠、馮治安、趙登禹、劉汝名這幾個師長去香山請父親出山。父親覺得自己報國的時機到了,于是決定出山,但聲明絕不在冀察政務委員會任職。宋先生任命父親為29軍副軍長兼軍事訓練團團長,兼大學生軍訓班主任,駐南苑29軍軍部,主持全軍事務。

          那個時候我們家里條件很好,住在東四十條40號,房子很大,兩三個四合院,好幾十間房子,還有一個大花園。我們家兄弟姐妹6個,大哥、大姐、二姐、三姐、我、小妹。我是最小的男孩,因此格外受疼愛,父親之前到甘肅、張家口任職的時候,都把我帶在身邊,我們父子感情很深。

          那時候還沒幾個人有車,但父親有專車,每到禮拜六我們就在家里等著,汽車喇叭一響,就知道父親回家了,大家跑出去迎接他,這個拿皮包那個拿帽子,其樂融融。父親是個孝子,每次回來第一件事都是跟祖父母請安。我的父母感情也很好,印象里他們從來沒有紅過臉。結婚20周年的時候,父親還給母親打了一副金鐲子,上面刻著:“瑞卿夫人,隨我廿年。戎馬顛簸,歷盡艱危。含辛茹苦,風雨同舟。尊老育幼,克勤克儉。鐫此數語,以志不忘。凌閣。”

          “堪稱模范軍人”

          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黨內部對抗日有這樣一種說法:“戰而必敗,和而必亂,戰而后和,和而后哀。”全國抗日熱情這么高,不打肯定是不行的,老百姓會反對你;但打了,裝備實在不行,肯定失敗。所以當時宋(哲元)先生總想打打談談,希望最后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但我父親對這種觀點堅決反對,認為中日之間必有一戰。

          “盧溝橋事變”后,父親在軍事會議上慷慨陳詞:“中日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日寇進犯,我軍首當其沖。戰死者光榮,偷生者恥辱;榮辱系于一人者輕,而系于國家民族者重。國家多難,軍人應當馬革裹尸,以死報國。”他以軍部名義向全軍官兵發布命令:凡有日軍進犯,堅決抵抗,誓與盧溝橋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

          從那時開始,他就再沒有回過家。

          《北平時報》登載過一篇文章說:“佟副軍長善治軍。二十九軍紀律嚴明,勇于作戰。而于老百姓則秋毫不犯,佟將軍訓練之力也。當七七后,軍士于烈日下守城,每一隊前,置水一桶,用開水以止渴。商民感激欲泣,競獻西瓜,堅卻不受。對老百姓恭而有禮,殺敵則勇猛無倫,堪稱模范軍人。”

          當時南苑的軍事實力其實特別弱,以軍事訓練為主。我父親就跟宋先生說,必須把趙登禹的兵力調過來。趙登禹和父親關系非常好,父親當連長的時候他就是連里的戰士,佟趙兩家跟一家一樣。趙登禹駐扎在河間,得到調令就帶了兩個團左右的兵力往北京南苑趕,半道上有一個團受到截擊,帶到南苑的僅有一團人。1937年7月27日下午趙登禹到達南苑,連夜和父親商討作戰對策,但已經來不及了,第二天日軍就發動了總攻。

          后來才知道,是因為冀察政務委員會一個叫潘毓桂的做了漢奸,他非常了解29軍,于是日軍知道南苑的實力弱,就選了這里作突破口。7月28日早上4點,日軍步兵在飛機和炮兵的掩護下,突然從東、南、西三面向南苑發起空中和地面進攻。集結于豐臺的日軍駐屯旅團主力同時向南苑進攻,切斷南苑守軍北平方向退路。當時南苑守軍有29軍衛隊旅、騎兵第九師留守的一部、軍事訓練團、平津大學生軍訓班等約2萬人。通訊設備很快被炸毀,聯絡中斷,指揮失靈,部隊各自為戰。當時日軍主要的攻擊對象就是訓練團,學生們奮勇抵抗,但他們才剛學會拿槍,沒有經驗,傷亡慘重。

          戰爭開始沒多久,我父親的腿就受傷了,他的4個衛兵犧牲了3個,只剩下高弘錫。他們要父親先撤回北平,但父親堅決不走。他曾和戰士們說過:“麟閣若不身先士卒行,君等可執往天安門前,挖我兩眼,割我兩耳。” 一直頂到下午2點,1500名學生只剩600人。父親決定撤退,和教育長兩個人分撥帶著學生往北平撤。撤退部隊跨過涼水河,到達大紅門與紅寺之間的南頂路時,又與日軍遭遇并發生激戰。父親只得率部再向北,進入時村,在這里遭到了日本人的伏擊。后來我看到當地一個村民回憶,日本人就在他家房頂上架了兩挺機關槍,截擊29軍后撤的部隊。父親帶傷堅持指揮作戰,最后被日軍飛機扔炸彈炸傷頭部,犧牲了。

          僥幸活下來的衛兵高弘錫背著父親的遺體在村里跑,實在跑不動了,看到一塊種白薯的地搭著窩棚,就把父親的遺體放在那兒,他在旁邊守著。后來來了一個小流氓,看到父親身上有一個金鏈子還有懷表,就想拿走,被高弘錫制止了。為安全起見,高弘錫把父親身上值錢的東西——德國照相機、金鏈子、懷表,藏在自己懷里,跑到北平城里找到當時代理宋哲元管理軍務的張自忠和馮治安,說佟軍長犧牲了,你們趕緊想辦法,無論如何得把遺體找回來。他們派了一個日文翻譯,帶著紅十字會的汽車,還有十幾個警卒,出城到時村找到我父親的遺體,拉了回來。

          看到父親的遺體,母親當場就暈過去了,我們幾個孩子拿白酒給父親擦了身體。當時的天多熱啊,父親的傷口都長蛆了(佟兵老人回憶至此,掩面哽咽)。家里有原本父親給我祖父準備的壽衣、棺材,我們拿出來給父親用上了。由于怕祖父母傷心過度,我們一直沒有告訴他們父親犧牲的事。

          當時日軍快進城了,我母親很著急,怕被日本人發現把遺體毀了。我祖母信佛,經常去北新橋附近的柏林寺燒香,寺里的老方丈冒著殺頭的風險,把父親的遺體藏在寺院里,在一個大殿的跨院挖了個池子,把棺材放在里面,上面立個碑,不敢寫真名,用了我祖母的姓,寫著“胡某某”。老方丈一直保守著這個秘密,直到抗戰勝利。

          顛沛流離的生活

          1937年7月29日白天把父親的遺體接回來后,當天晚上,宋哲元和馮治安就離開北平撤往保定。當時國民黨軍官的家屬都撤離了,僅留下我們家和趙登禹家沒人管,趙將軍也在7月28日對日作戰時壯烈殉國。從那之后,我們就開始了顛沛流離的生活。

          父親犧牲后,東四十條的大院子不能住了。當時,我在匯文小學讀書,校長知道這件事后,就收留我們在學校住。后來開學了,學校也不能住了,怎么辦?我父親有個法國朋友是大夫,他幫忙在一家法國醫院包了幾間病房給我們住。再后來,我們搬到史家胡同,我就轉到了史家胡同小學。后來又搬過幾次家,我也不斷轉學,從育英中學到大中中學再到匯文中學。

          家里的收入來源主要靠賣掉幾套老宅子,還有母親給人織襪子賺點錢,生活很艱苦,經常吃不飽。我二姐那時已經嫁人了,她婆家條件還可以,幫了我們家很多。

          我在匯文中學讀了沒多久,就因為打架退學了。當時學校里有一些東北滿洲國來的學生,被稱為“留學生”,他們知道了我父親的身份,就欺負我。有一個叫趙光宇的同學看不下去,帶頭和他們打架,被開除了,我也因此退了學。當時我就想不上學了,抗日去,我母親不同意,說我才十幾歲,太小。于是我又去成達中學讀了高三,1944年考入輔仁大學。

          上大學后,我被日偽公安抓過一次?赡苁且驗樽约赫f話不注意,被別人知道了父親的身份,有同學就向公安舉報說我搞抗日活動,他們關了我好幾天,還打我。母親四處托人找關系保我出來。張之洞的孫子張厚龍得知后,出面幫忙。找關系得花錢,家里沒錢,母親就把她珍藏的那對金鐲子賣了一只。

          放出來之后,我就跟母親說,我寧愿死在外面也不在北平待著了,我要去重慶抗日。母親拗不過我,只好答應了,她說那邊有很多父親的同事,肯定會幫助我。沒想到走到河南商丘,交通斷了,困在那里走不了。滯留沒多久,就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軍投降了。聽到那個消息,真是高興得快要瘋了,不知道該怎么表達。

          人生三大悲三大喜

          很快,我就收到了母親的來信,讓我趕緊回北平,政府要給父親舉行國葬。我從開封坐火車到了上海,再坐船回到北平。

          1946年7月28日,在父親犧牲整整9年后的這一天,國民政府給父親舉行了國葬和移靈。由李宗仁主祭,從北新橋柏林寺到香山蘭澗溝,沿途設6處公祭點,民眾自發擺設供桌、祭品。以往我們到柏林寺祭奠父親,只是偷偷擺些點心、水果,哭都不敢哭,這次總算能痛痛快快哭一場了。第二天是趙登禹的移靈日,當時趙家已經沒有人在北平了,我和姐姐替他們家打的幡。后來,在西城區選了兩條路,分別命名為“佟麟閣路”和“趙登禹路”。

          可就是這么大的陣仗,我的祖父母還是全然不知情。他們問母親:“日本投降了,我兒子怎么還不回來?”母親就騙他們說父親在外面有事回不來,還以父親的名義寫家書報平安。后來,祖父母慢慢地似乎明白了,也就不再問。兩位老人都是在解放后去世的,到最后也沒有挑明這件事。

          我的人生中有三大悲三大喜,都是和父親有關的。第一悲就是父親的犧牲,好好的一個家庭瞬間破碎了。第一喜是日本投降。再一悲是抗戰勝利后本以為國家能振興了,卻發現國民黨那么腐敗,非常失望。當時我考上了國民黨海軍軍官,要送到英國受訓,母親堅決不許,說受訓回來就要打內戰,不行。再一喜是解放,尤其是抗美援朝勝利,心情非常振奮?珊髞砦幕蟾锩,又是一悲,我原來填家庭出身都是“舊軍官”,后來必須填“軍閥”。上世紀60年代,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人被派到南苑勞動,我一到那兒眼淚就下來了。父親為了保家衛國犧牲在這里,如今兒子卻被送來勞動,這是父親的罪過還是我的罪過?我母親在“文革”時被遣送回老家,最后因為生病看不了,于1968年7月去世了。最后一喜是“文革”結束,之后改革開放,老百姓逐漸富起來了。父親的功績也逐步得到了肯定,1979年,民政部追認他為抗日陣亡革命烈士,2009年,他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做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之一。

          我的父親確實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利益犧牲了自己,而且作為抗日戰爭中犧牲的第一位高級將領,他的死也確實激發了國人的抗日熱情。作為兒子,能看到他獲得公正的評價,我感到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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